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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的委屈与中联的国企身份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5:42:42 阅读: 来源:污水缓蚀剂厂家

虽然当事各方的声音逐渐转弱,但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重工[微博](9.80,-0.05,-0.51%)出走长沙一事尚未平息。纵观这段时间来离家出走的三一重工[微博]对中联重科(9.05,-0.04,-0.44%)的指责,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无比哀怨,像个受了家庭怨气养子一样,对着左右隔壁邻居抱怨家长处事不公、放纵大哥欺负他这个老二。中联重科呢?确实也像个老大,百口莫辩,说什么都不好。

如果围观群众要看大家族的家庭闹剧,前有曹雪芹先生《红楼梦》,后有巴金先生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三部曲,大可无视三一重工喋喋不休地控诉中联重科。可惜这不是一部家庭闹剧,而是现代市场经济下两家公司间的竞争。当事方将一个完全可以依托法律和市场规则而行的纷争,粗暴地拖进借倾诉而博取舆论同情的深渊,实在值得各方深思。

在引发舆论爆点的新闻报道《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》中,当事人含蓄地说了许多疑团,比如,政府做了很多事情,不仅限制三一重工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,甚至让企业负责人连正常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。给人的感觉是,中联重科为了自己利益,控制了政府各个职权部门,联合起来打击、排挤三一。

从正常逻辑来讲,中联重科只是一个企业,凭什么左右政府部门的决策?更别说控制政府各实权部门了。显然,三一重工在独白中含蓄点出来的众多疑团,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的控诉中联重科。正如本文开头所言,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之间的恩怨,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自由竞争,而非大家族里上演的家庭闹剧,自然不存在老大给老娘吹风打压老二,以图多分点家产、多要点月钱的可能。

那么,为什么三一重工硬是要曲曲折折、含含蓄蓄地将这个问题倾诉成中联重科成了影子政府、中联重科操控政府公权打压三一重工呢?而又是因为什么,让舆论和社会各界一听见三一这种哀怨的倾诉,立刻就深有感触地给三一投以同情的目光呢?

答案其实很简单:政府的越界管理与中联的国企身份。

大家也正是深刻领会了这两点,才能轻而易举就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。说白了,无论是政府的补贴多给中联少给三一,还是政策上偏袒中联重科打压三一重工,皆因政府这个当家的老娘,总觉得国企中联重科是亲生的,而民企三一重工是领养的,所以处处偏袒中联这个亲生儿子。

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定型、周围隔壁邻居都心知肚明了之后,就算当家的老娘没有偏袒亲生儿子,只要那个领养的儿子哭几下、闹几下、控诉几下,大家不用思考也自然而然就领会了。这时候,偏袒不偏袒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亲生的和领养的这两种身份:如果你是亲生的儿子,纵然老娘没多给你饭吃,领养的孩子哭闹起来,周围邻居也会拿白眼瞧你,背后还会谣诼你欺负了你弟弟。所以说,后妈不好当,后妈的亲生儿子日子也不好过。

一场本该依据法律、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企业竞争,就这么变成了中国历史上大家族里屡见不鲜的家庭闹剧!甚至是结局,也几乎一模一样:三一重工的突然出走和出走后含蓄的控诉,以及舆论和社会各界对三一重工的同情、对中联重科的指责,多像巴金《家》里的情节啊,一瞬间,三一重工几乎就成了那个离家出走的觉慧!

可惜的是,觉慧出走之后,归结起来的问题,并不在于大哥觉新、二哥觉民以及家族内其他人对他的压迫,而是将控诉矛头直指整个大家族制度。三一重工却没有这种胆量,而是很巧妙、很含蓄地将责任归结到了中联重科身上,由此一来,当前舆论、各界的讨论也是如此。

这是刻意而为之吗?如果是,那就更该令业界悲哀了。

作为一家民营企业,三一重工不想与政府正面起冲突,固然可以理解的,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很多地方的市场环境恶劣到了什么地步:政府就像大家庭的祖母、大家族的族长,对区域里的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方法,就像是族长以一大堆家规管制大家族内的青年后辈一样,稍有问题,不是以市场规则、法律原则来解决,而是在法理之外,借公权维系一条特殊通道,不管企业愿不愿意,都得服从这条家规,还不能有怨言,更不能外传,因为家丑不能外扬也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家规。

这甚至超过了之前学界探讨的政府成了保姆的概念,在这里,政府不仅间接插手企业经营事务,还以各种行政方式直接参与到企业间的竞争、经营中去,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底线,其结果就是让辖区内的企业经营者手足无措、无所适从,不敢多言,更不敢怨言,只能一走了之!

正如之前张瑞敏的名言,在中国转型期经营企业需要三只眼,一只眼看外部市场,二只眼看内部经营,第三只眼看政府。由于政府左右着企业的生死,企业经营者每天战战兢兢地、眼巴巴地盯着政府,有问题了,不找法律、不找市场,而是找市长。由此,看政府、看市长脸色行事也就成了企业家必须承受的压力。

这才是三一重工曲折申诉的东西,也是中联重科默默承受的东西!

问题是,就算是张瑞敏自己,也在他的三只眼理论之外加了两句话,一句是计划经济时代只需要一只眼盯着政府就行,另一句是市场经济时代需要两只眼,一只眼睛盯着外部市场,一只眼睛盯着内部经营。

也就是说,只有在中国转型期,企业才需要三只眼。然而,从改革开放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,刚刚召开的党中央十八大也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这种背景下,一向号称中部经济重镇的长沙还在上演这出三只眼的闹剧,甚至愈演愈烈,不得不让人惊呼:转型期何日才是个头?政府何日才能真正摆正自己的角色?何日才能让真正做到让市长的归市长、市场的归市场?(张嫣)

(责编:杨秋影)

(责编:杨秋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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